提起鸦片战争，但凡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满目疮痍的开端。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鸦片战争仅仅意味着历史教科书中一段冰冷的文字，几个在战争和外交场合做出愚蠢决定的大臣，以及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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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历史老师在讲述这段距离我们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时，会用到“腐朽、没落、愚昧、无能”这些字眼，这种站在上帝视角的批判看似是对过往的反思，但却没有任何贴近历史的温度，仅仅是将整个民族所经受的失败、屈辱全部归罪军事将领与外交大臣，以一百多年后的观念去推测古人。
茅海建先生于1994年所著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全新的视角对鸦片战争进行了理性分析，通过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战争过程、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史料的研究，试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茅先生在自序中谈及：“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绝对的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不断地推论，更加贴近历史事实，从而获得真正的历史经验，以规避灾难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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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史与事实之间的差距
打开中国传统史籍，人们往往会看到对于善恶忠奸的评判，这种基于道德的判断是最容易做出的，只要历史人物的观念或做法合乎后来人的价值判断，就会被定义为“善”，反之亦然。很少有人去关心事实真相，人们总是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方面。
在鸦片战争中，善的一方往往被定义为严禁鸦片的林则徐、虎门大战中战死的关天培、三元里抗英中英勇作战的广东民众，恶的一方则被定义为“卖国”的琦善、战败的奕山、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茅先生却在绪论中大胆地否定了琦善的“卖国”罪名，琦善被控的罪名主要有四条：主张弛禁鸦片、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虎门危急时拒不支援导致战事失败、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然而在对当时的史料详细分析之下，这四项罪名竟无一成立。
中国人向来称赞“玉碎”的品格，认为在两国对抗中，只有强硬的态度才是“忠勇”的体现。这种看法虽然在道德层面上容易获得民族情感的认同，但仅仅强调精神而忽略现实显然是不客观的。
战争最基本的实质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在茅先生的分析之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从武器装备上来看，“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2、虽然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但清军的性质更倾向于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布防极为分散，没有一支可集中力量用于作战的军队；
3、官兵的选拔方式更倾向于传统的冷兵器作战，而并不适用于近代化的军事作战。
因此，无论从民族情感上多么不愿承认，在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的降维打击之下，鸦片战争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大臣的善恶忠奸在历史事实中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将战争失败的结果归罪于不主张强硬对抗的大臣，而疏于对国家组织形式的反思，这是一种最易获得的结论，也是一种最无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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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与迷梦
鸦片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流血且失败的战争。虽然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百病缠身，孱弱不堪，但它仍然以“天朝上国”自诩，在战争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天朝会不敌区区“岛夷”。因此，这场武力抵抗与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之后的议和则是一个弱国在战败后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利益让步。
茅先生认为“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
然而，鸦片战争所流淌的鲜血并没有体现其价值：“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牛鉴逮问后，他又将奕山、奕经、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他在内心中认定，战败的原因在于这批奴才未能实心实力办事，‘天朝’的厄运在于缺乏忠贤智良之臣。”在这种旧有的思维方式与体制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经历鸦片战争者对制度产生疑问，甚至被捧上神坛的林则徐在病中口授的遗折仍然是臣子对于君主的一片忠诚，而并无对改变时局的思考。
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没有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人们简单地评判完善恶，便将这次战争抛诸脑后：“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正是这种传统的归罪于人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忽略了整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反而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认为只要重用贤臣就能反败为胜，从而导致了十几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火烧圆明园的屈辱。
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思考
步入21世纪已有将近二十年之久，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毫无疑问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与挑战。
当我们回忆起这段落后于人的历史时，总有人认为这是当政者与战败者的责任，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能够站在上帝视角评判的永远是后来者，没有任何人能不被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所影响。尽管鸦片战争距离我们已有将近两百年之久，但传统“明辨善恶忠奸”的固有思维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可怕的，似乎只要有人被推出来承担责任，我们就可以忽略体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是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和痛心疾首的。如今，鸦片战争已然远去，现代化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以往的经验证明，单纯的失败并不能成为成功之母，只有正视失败、认真总结、不断革新者，才有资格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一段失败的历史，其意义正在于——不让历史重演。
